从社会构建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历史经验

文章来源:
字体:
发布时间:2013-12-28 21:08:57
从社会构建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历史经验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从欧洲开始的,它的标志是市场经济成为普遍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启动了现代化的进程。然而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同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出现了社会方面种种极为不合理的现象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在社会矛盾的推动下,西方国家也经历了一个从社会分化到社会重新构建的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国家的社会构建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研究中国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对国际经验,尤其是欧洲的经验进行考察。过去,我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方面的经验重视不够,往往认为是资产阶级为维护自己的政权,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对自己原则立场的修正,才使革命走向改良。但是,当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时,西方国家的这种历史经验就不应被我们所忽视了。
 
    “社会”这个词源自拉丁语socialis,中世纪“社会”等同于“政治”。18、19世纪后,社会与政治(国家)、经济分开,成为独立的领域。“社会”一词的使用特别与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产生的社会后果和问题联系在一起。同时产生的新词语有社会运动、社会组织、社会革命、社会公正、社会福利政策、社会福利国家、社会法等。援引“社会”一词在于表述人们对社会平衡和团结的要求,不公正被称为是“非社会的”。按照我们的理解,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工业化过程中,社会逐渐被约定俗成为指以人为主体,体现整体利益的对象,以公正为导向,与只追求个人利益的市场成为对立统一的范畴。在民族国家的条件下,社会的边界往往也与民族国家的边界是一致的。
 
    在西方国家,人们对社会的认识,是与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大量的、爆炸性的问题的出现相联系的。卡尔·博兰尼在《钜变》中的说法,可谓一语中的。他说:“贫困、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现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贫困把人们的目光固定在一个无法理解的事实上,即贫困与富裕似乎是结伴而行的。但这只是工业社会带给现代人的诸多令人困惑的悖论中的第一个。”“正是在联系到贫困问题时,人们才开始探寻复杂社会中的生命意义。”对社会的认识,不仅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起点。
 
    西方国家的社会构建进程是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中发展的。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可以说,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激烈的阶级斗争、进步与保守所代表的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经济扩张与危机所带来的爆炸性的社会问题、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甚至在面临自然灾害时所引发的对共同利益的认同,对社会正义、人的价值的认识等,都在不断地推动着这个进程。
 
    如果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进程有什么标志的话,大约可以看到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社会主要阶级的谅解与和解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欧洲,几乎每个国家都经历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大工业基础上的两极化阶级对立,曾使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阶级社会,将由它所制造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所推翻,最终消灭私有制和阶级。但是,在20世纪的中叶,长期的阶级斗争,两次世界大战的苦难,以及世界冷战的格局,最终使西欧和北欧的国家在原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达成了阶级之间的谅解与和解。阶级依然存在,但是不管是劳工方面还是代表资本的企业主方面,都不以压倒对方为目标,而承认双方在一个利益共同体之内,相互之间有着共同利益,只有和解与合作才能有利于社会,也有利于自身,这些国家里的主要政党也放弃了代表某一个阶级的立场,而以代表全民的立场自居。政党之间的竞争主要围绕着公共政策,而不是阶级立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主要阶级之间的谅解与和解,消除了在民族国家内社会构建的主要障碍。社会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可能才真正出现了。在以后的发展中,中产阶级逐步壮大,劳资之间的利益差异仍然存在,但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在体制内得到调和,不构成对“社会”这个共同体的根本威胁。
 
以社会公正为旗帜的社会进步运动和公民权利的确立。
 
    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以个人的自由,以及相应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为起点的。它在创造出大量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贫困、社会的对立和对人的摧残。长期的阶级斗争与社会的进步运动,最终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人的尊严和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在民族国家中,它通过对公民权利----公民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的确立,建立既保障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强调对人的尊严和各种基本权利保护的制度,以及对社会共同利益的确认。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由国家所倡导的基本价值和建立起来的制度,保障着公民的权利,也标志着对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利益共同体的认同与界定。这个利益共同体就是社会。社会的构建过程,必然也伴随着国家制度的构建过程和政治体制的安排。国家不仅要承担起社会责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也是公民利益的代表,由公民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来组建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政府,选择能代表自己利益的“执政官”。民族国家对外的战争,凸显了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体,能够唤起一种风雨同舟、团结求存的精神,也能促使人们对现存制度不合理的方面进行反思,兴起要求社会改革的进步主义,往往对社会的构建起着促进作用。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什么“福利国家”会在西欧普遍建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20世纪中叶,西欧普遍出现的福利国家,标志着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的出现。在这种社会中,市场经济和财产私有制仍是经济制度中的基本因素,但是它不仅受到代表社会整利益的国家的调节与约束,而且在社会领域里,市场经济通行的原则已不能再占主导地位。所谓福利国家,是指国家承担起社会责任,建立由国家制度保障的、全体公民按照社会公正的价值所享有的社会权利,它使公民免除各种社会风险,具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它改变了所有的活动都被金钱、利润、市场所支配的状况,把人本身作为更重要的价值目标加以确认,对相应的公民权利予以保障。市场不再凌驾于社会之上,按照公正与团结的价值,社会得到了重新的构建。
 
    这种社会所具有的公正性,不仅体现在确立把社会公正作为基本价值观上,也体现在依据公民的权利,对国民收入强有力的再分配上。它意味着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经济过程已不再是分配国民收入的唯一机制,财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已不是决定国民收入分配的唯一因素,从而它也不是对人们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欧洲国家为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所进行的国民收入再分配,在GDP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在这样的条件下,财产制度已不能作为判断欧洲国家社会制度性质的唯一标志,原因是其社会制度中所具有的社会性质,即对所有公民实行社会风险的保护,并不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成员共同接受的对生命的尊重、对公正和对社会共同利益的确认所决定的。公民所具有的社会与文化权利更反映了社会的演变。在这个意义上,实行福利国家的这些国家性质,已经不是只代表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而开始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代表全社会成员的因素。福利国家不只是阶级妥协的产物,从社会构建的角度来看,这是确立人的价值高于经济利益的过程,也是把社会的公共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的过程,从而,也使阶级利益的冲突变得在体制内可谈判、可调和、可妥协。在以资本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中,人类又重新建立起以共同利益为特征的社会。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社会公正才得到体现,才会使“社会团结”(solidarity)价值发挥作用成为可能,也才会在20世纪 70年代以后,在欧洲出现反对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促进社会融入(social inclusion)的潮流。
 
合作主义(corporatism,也被译为“法团主义”)政治框架的建立。
 
    如果说西欧国家的社会重构是以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谅解与和解为基础的话,那么社会的重构则可以使不同阶级的利益冲突从工厂和街头转移到体制内,从夺取政权的斗争演变为争取更多的再分配(福利)的斗争。之所以能把阶级斗争从工厂和街头转移到体制内,是由于政治体制上的变化----合作主义政治体制柜架的建立。这成为“社会”的政治体制上的保证。“合作主义,作为一个利益代表系统,是一个特指的观念、模式或制度安排类型,它的作用,是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几乎各个国家都出现过政权都站在资本一边、保护资本的利益、反对工人阶级的情况。合作主义政治框架的出现,是在阶级斗争的压力下和阶级和解的基础上政治制度的重大转折。合作主义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之上:“在多元主义政治下,自由竞争导致了利益团体全体的不均衡,一部分团体有反映利益的优先渠道,而其他团体没有,这种参与机会的不平等,反映了不同团体动员和行动能力的差异,因而对于某些团体是不公平的,它可能将一部分利益排除在社会整合之外,这个缺陷需要通过体制安排来解决。”合作主义作为一种关于社会结构性冲突及秩序的模式,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不同利益如何得到有序的集中、传输、协调和组织,并用各方同意的方式进入体制,以便使决策过程有效吸收社会需求,将社会冲突降低到不损害秩序的限度。它不仅在于公民选举权的普及,而且在于承认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社会分化,把分化中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都包容进政治体制内,可以在体制内进行“交易”,对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进行调和,并通过规定的政治程序转变为法律和政策。不仅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且农民阶级与其他阶级的矛盾,以及其他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矛盾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体制内得到调和。自此,资本主义社会中因阶级对立可能引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引信被拆除了,由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式的革命已很难发生。阶级冲突更多地表现对公共政策的选择上,在体制内有了许多折中的空间。社会的相对和谐,是建立在阶级之间和解或和平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新的关系的建立,不仅依赖于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变化、公民权利的获得,也依赖于政治体制上的合作主义安排。
 
社会组织的发展
 
    区别于国家、行政力量并区别于企业经济力量的社会组织,既包括公民自治性、自助性的组织,也包括被称为非营利组织或第三部门的发展,这是现代化社会构建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组织具有六个方面的特点:(1)组织性,它们具有较为固定的组织形态,不是一次性、随意性或临时性的集合;(2)志愿性,成员的参与建立在志愿的基础之上;(3)非营利性它们不以营利为目的,有营利也只能用于组织既定的使命,不能在组织成员之间分配;(4)民间性,属于非政府性质,不是政府的分支机构;(5)自治性,它们既不受制于政府,也不受制于私营企业及其他非营利组织;(6)非政治性,它们从事的活动集中在公益服务和互惠行为上,不参与政治性活动。社会组织自身的价值在于有效地利用和配置社会资源(志愿者、志愿活动、公民参与、私人捐助等),及时而敏感地回应民间需求,提升个人的能力和价值,促进社会和社区的福祉。这些需求往往是政府和市场都不能满足的,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类。
 
    一、人们社会交往的需求。满足这类需求的组织包括联谊性团体、职业性团体、身份性团体、兴趣性的团体、宗教团体、学术团体等。
 
    二、对公共物品多元性的需求。由于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比较单一,可能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民间的非营利性组织可以拾遗补缺,为不满足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的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公共物品,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和偏好。
 
    三、对信息不对称性私人物品的需求。如在市场经济国家的托儿所、医院、慈善机构等都是这类组织,这些组织的非营利性容易得到消费者的信任。
 
    此外,在本来应该由政府承担,但实际上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服务方面,如济贫救弱、分散社会风险等,慈善性组织和互助性组织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个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也反映了这个社会能够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需求和抗御社会风险的水平,以及这个社会共同利益被认知和共同追求的水平。有组织的社会,组织化程度高的社会,就能够更好地整合成员的利益,发挥社会成员的能力,满足社会成员不同需求,抵御各种风险。如果一个社会像一盘散沙,在功能上也必定是低效能的;在行政管理上,也必定是难以治理的。社会的自组织性,成为整个社会团结和凝聚力的基础。
主要阶级的谅解与和解、社会进步运动和公民权利的确立、合作主义政治框架和建立、社会组织的发展,这四个方面可以被看作是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构建起的现代化社会的基本特点。我们之所以把这四个方面看作是必要条件,是因为一个现代化社会的构建还离不开其他一些条件,比如,国家制度与能力的建设。没有强有力的国家能力,社会基本价值的确立、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的保障、作为社会构建基础的经济发展和民主化的推进、对国民收入再分配以保障公民的权利都将无从谈起。没有社会伦理的提倡,无法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社会责任。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整体,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部分有快有慢,但是各个部分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其他方面的发展,社会构建也无法单兵独进。
 
选自《和谐社会构建----欧洲的经验与中国的探索》P6-P13
周建明、胡鞍钢、王绍光/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